第二天上午我和小王没有出门，等赖会计过来。九点过了没来，十点过了没来，小王打电话问情况，回答说在路上。坐公交过来顶多半小时，可过了十一点还没到。小王又打电话过去问，又回答说上午来不了，被急事缠住，下午一定会过来。我问小王，“赖会计平时也这样找理由吗？”“没有啊，从没有过。也许真有事脱不开身。”
我们只有等他下午过来。结果他下午再到晚上还是没有过来。晚上小王再次联系，他说那边的事让他一整天都走不开，还说对不起。又再次约好定第二天一定见面，地点改去租的写字楼保留的那间小办公室，我要问的情况他要看账本才能回答。
又是一个第二天早晨八点半钟，我和小王出门去写字楼办公室。他说路不太远可以走着去，我也同意。他说的不远，我开始不清楚具体有多远，等走起来才知道“不远”有四五公里路。天气晴好，尽管是冬天的太阳，还是照得人浑身暖洋洋，走不了一会儿，我穿着厚毛衣的背上就感到汗湿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一条较繁华街道，小王指着前面四五十米远一栋楼说，“到了，就是那栋十二层的。”我们正朝那栋楼走，却被几个警察拦住，告知前面不准通行，人和车一律绕道走，我们这才看见路上拉了一条红带子。行人和车辆都挡在红带子外面。小王说，“这段路窄，经常有交通事故。我们从后面绕过去。”于是带我转向后面一条街，要从那儿绕到楼下去。不料后面那条街通往那楼下巷口也有警察把守不让通过。
这时小王也说不清警察为什么要四处封路了。我们只得站在巷口等警察离开。
约摸过了半个钟头，巷口的警察撤走。小王领我从楼后门进去，在电梯口听见有人议论，说刚才有人从楼顶跳下去摔死了，警察为这事来的。我和小王听了也没在意，进电梯上八楼，将近十一点，赖会计一定在办公室等急了。办公室没开门，赖会计没来。小王身上有这间办公室的钥匙，他掏出来，可怎么也打不开锁，就嘀咕，“赖会计怎么把锁换了？”可看看门锁又不像是新换的，他又将钥匙插进去，还是打不开，钥匙抽出来时，带出一些木纤维来，对着锁孔一看，里面还有一些木纤维，看样子这锁孔被木片之类东西捅过，锁被卡死了。就是赖会计来了也是打不开的。
这层楼面上并没有看到有哪个房门是开着的，小王说这楼里都是办公司的租的，平时很少有人来开门，所以相互都弄不清是干什么的。我们在走廊里等赖会计。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他没来。快到下午一点了他还是没来。我和小王等不住了，就下到一楼值班室，小王要借值班室电话问一下赖会计（他有手机）在哪里。
电话打通了，接电话的不是赖会计，而是他的姐夫。小王认识赖会计姐夫，与前面任经理的一起陪李先生吃过几次饭。小王奇怪怎么会是他姐夫接电话，他姐夫先开口了，“你们不要找他了，他刚刚死了。”“死了，这怎么可能，昨天晚上我们还约他今天见面，怎么好好的会死呢？”小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就是去和你们见面的，他到了那里就从楼上跳下去了。”他姐夫说。“他这两天家里出了什么事吗？”小王问。“这半年来他得了抑郁症，老说死的事。”他姐夫说。“我们马上到赖会计家来看望一下。”小王说。“不用了，已经送殡仪馆去了，家里人都在伤心头上，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他姐夫拒绝了我们去看望的要求。
这事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上午警察封路就是因赖会计跳楼。赖会计说好了要和我们见面，而且他又按时来到这里，却为何要从楼上跳下去呢？这个大大的问号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当时我和小王后悔不该走路去办公室，如果是打个出租车，我们就可能比赖会计先到那里，也许就能使他叉开夺去他生命的那个时刻。
小王打电话的内容被站在旁边的那个值班员（那时不叫保安）听清了，他问，“摔死的人是你们一个公司的吗？”“嗯，是。他是从哪里跳下去的？”小王问。“后面四楼的人听到‘嘭’的一声，有东西重重的砸在三楼天台上，两个女的从窗口向后面一望，吓得魂都飞了，一个人脸朝下趴在天台上，脑浆都摔出来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值班的，我们就打给了警察。”停了停又说，“警察来查了，他是从十二楼顶上跳下来。在他跳楼的地方有好几根烟头，是才抽过的。他的外套也脱在楼顶，警察在他外套口袋里找到了身份证和手机，是用他的手机联系到他家人的。”
即使赖会计不跳楼，我在华总这一站打工也是要结束的。我没有本事为他这个水果批发大市场项目拿出“活”的主意来。这个水果批发大市场不是由他更不是由我能摆布死活的。在整个水果大市场基础设施不配套的现状下，凡前期投在里面的小老板们，是不能不死的。当整个大市场到了活的时候，就是前面死在里面的也会复活的。就看小老板们有没有本钱一直熬到政府把那块地方的水电路及周边配套服务建起来的那一天。我没有再在那城耽搁，当晚上了返回省城的火车。
我向华总提出辞职，借口要去南部沿海打工。他弄得这些项目的糟糕情况，让他早明白我不会为他干长久，也就没有留我的意思。我他给我用的手机交出放在他桌面上，又把垫付的电话费差旅费票据也放在桌面上。他说，“公司还欠你一个半月工资，你垫的这些钱等有钱发工资时一起给你，杨姐会打电话叫你来拿。”“我只是把这些交给您，这些钱不要了，包括欠我的工资。”我不相信他还能从哪儿弄到儿，所以我才说不要了。
在华总这里打工的半年中，虽然连工资也拿不到，甚到还要自己贴钱，但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华不是那咱拿腔作势的人，对员工是尊重的。杨姐老赵老沙都是值得相处的人。还有那些才出校门的大孩子和退伍兵小邱更是单纯的可爱。在这里经历的这些人与事都留给我美好的记忆。我就几个月来在工作上没能为他排忧解难向华表示歉意，他明智地表示“这不是你的责任”。
当我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说，“你去了南方，如果有可能合作的地方不要忘了我啊。”我打着哈哈算是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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