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老板已经把话说的很明了，在他这儿干活，不要指望从他口袋里掏钱，得靠自己的胆量和本事去弄钱，和社会上那些做老板的一样，只要能弄到钱，任何手段都行，是完全不受道德良心和法律约束的。不过，贾老板却是很讲究手段远用的艺术水平的。
最后，贾老板又着重提醒我，“钱就在你们眼皮底下，抬手就能拿过来，只是你们不懂伸手。你晚上就去找张工，把他那几个想搞工程的朋友拿下来，十万元报名费马上就能到手，还愁没有钱用？”眼前这个儒雅气质的贾老板将他的“黑”道之经，故意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让我意识到一旦跌进他这个深渊，定是万劫不复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从这悬崖边上跳开去，我不敢贸然向贾老板提出辞职，因为我的求职证件还都控制在谢小姐手里，他一句话，我就甭想再拿回证件了。我只得先答应明天去找张工，他又说，“过两天，你跟我去海南谈一个合作项目，顺便带你去见一下我的‘大哥’。”我匆匆逃出他的办公室，就像要急切逃离地狱一样。那夜我心事重重，为误闯进这条黑道后悔不已，又为如何得平安脱身愁绪如麻。一夜近乎无眠。
待天亮时方拿定主意，横竖是要离开那个公司的，既如此何不快刀斩乱麻，今天就向老板提出辞职，否则越陷越深了，再想自拔就难了。早点提出，即使遇到刁难也好早作应对。主意已定，人心情也就轻松下来。我早早的赶到公司，我编了个理由给谢小姐说要辞职，谢小姐一听脸上惊讶中带着喜色，她迫不及待的拿起电话报告了贾老板，贾老板说他马上就过来。
我辞职似乎是在贾老板预料之中的，不等我说辞职的事，他先开口了，“是我对用人考虑不周呀！我只想到你在国营大企业任过领导有经济管理能力，但没想到你这样的人，初到私营企业不是马上就能完全适应的。你在国营企业循规蹈矩惯了，这个不敢干那个也不敢干。我们私人老板干的你们就更不敢挑担子了。这也不怪你，要怪得怪我自己。你能不能不辞职，我也不让你当总经理，你当副手，另找一个总经理，你配合他干，有责任由他顶着。你看怎么样？”我是决意不在这儿干了，黑道上正手副手都是犯法的，照样脱不了干系。我果断地回绝老板，“副手我也不能干，就是辞职。”他也没有再强难我，“好吧，我喜欢和痛快人打交道。既然你一定要走，我也就留不了你。我可是给了你机会在这儿弄点钱再走的，你看不上也就算了。你到谢小姐那儿办手续去吧。这几天的工资她会结算给你。”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给我这几天的工资，因我连想也没想这个，为此，我还是向他道了谢。我不敢再多说别的，以免节外生枝，随即出来向谢小姐办公室走去。在走廊上就听到谢小姐接电话的声音，“噢，知道了，知道了。”我肯定是贾老板打给谢小姐的。
谢小姐望着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她脸上表情十分复杂，是高兴少了竞争对手，还是她也有待不下去的同感？她的话好像是替我惋惜，“老板这么看重你，让你担任房地产分公司总经理，这在别人是不可能想到的，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在这个凶险之地，我是不能多说话的，只能吱吱唔唔地应付谢小姐。谢小姐反倒是不停地说，“你才做了几天，老板都算给你工资，真是没有过的事。前面有的人做了半个月要走没有给一分钱工资。”她边说边拿计算器摁，算得结果是我有九十元工资，我对她算的是多少没有兴趣，只希望她能把我的证件还给我就行。她算出我的工资，写成一个条子，让我签上字，就去找老板签字了。待她回来，她说，“老板说叫你一周后再来拿工资。”我马上打断她的话，“工资我不要了，你们留着买小吃吧。请把我的证件还给我吧。”“你要打断我的话，老板的意思就是一周后你来拿工资时，才能把你的证件还给你。对你已经很宽松了，我们这里辞职都是要一个月后才能拿回证件的。”谢小姐声音好像突然提高了几度，这时我看见两个马仔戴着墨镜出现在谢小姐办公室门口。“一周就一周吧，到时我过来拿。”我怵那几个马仔，从来到要离开了，我都没能看到过他们几个的眼睛。虽然几天来，他们并没有针对我有过威胁行为，可自从头一天从门缝里看到第一眼起，我就在顾虑他们身上是否会兽性多于人性。
离开谢小姐办公室，两个毫无表情（或是有表情，因墨镜，我也看不到）的马仔将我送出走廊，当走廊玻璃门在身后“哐当”一声重新关上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出了牢笼的小鸟，重新飞回了自由的天空。出了那栋楼转过街角，快步走到就近一个售货亭前，从冷箱里抓出一瓶啤酒，咬开酒瓶盖，仰起头灌了大半瓶，“嗝”的一声，压抑的气体从喉头重重的顶了出来，淡淡的酒意带出浓浓的伤感，“唉！谋生实在不易。”
一周后，我从谢小姐那儿取回了证件，还有那三天的工资，并没有受到为难。这段（1998年6月底到7月初，仅几天）经历，只是我谋生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过后也就谈忘了，也就很少再对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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